一封批评华国锋的信与华国锋的处理意见和回复
那是一个1980年的寻常日子，中纪委的办公桌上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来自群众的来信。工作人员如往常一样，拆开信封进行常规处理，却不料信纸上赫然写着：“关于华国锋同志，我有三事欲言……”
声望高：“勿个人崇拜”
在华国锋同志在粉碎“四人帮”的斗争中，无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领导角色。当时，人们普遍认为，这一举措不仅拯救了国家，更挽救了党的事业，堪称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壮举。
热衷于客套之辞的人，往往不假思索地将这些成就归于华国锋名下，然而，华国锋总是表情庄重地予以澄清：“正是人民群众救了自我，这一切成就属于集体努力，非我一人之功，我愧不敢当。”
“华国锋的继任者乃君健，其遗愿得以坚定传承……坚决支持华主席，坚决拥护党中央。”郭沫若以词赋颂扬华国锋，然而，华国锋认为此举有所不妥，加之民间普遍呼吁知识分子回归理性，郭沫若遂将“君健”更名为“俊杰”。
即便如此，华国锋的声誉却日渐攀升，众多报刊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纷纷刊载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六字真言——“你办事，我放心。”
即便在小学的教科书中、文艺的舞台上，对他的赞颂声亦不绝于耳。甚至，在十一届二中全会分组讨论的场合，不少与会者提出：应当把华国锋同志的名字载入宪法的序言之中。
在七十年代末的十月下旬，我国上演了一幕奇妙的现象：既无任何组织发起，亦无任何人提出要求，全国各地自发地向华国锋主席以及党中央发去了致敬的电报，电报的抬头均亲切地写着“华主席、党中央”。
“今后下发的电报，无需直接提及我的名字，只需以中共中央为抬头即可。”
接着补充道：“切记，不可称呼我为‘英明领袖’，唯有毛主席方可被此尊称，而对我而言，最愿听见的称呼则是‘同志好’。”
华国锋对此类颂扬现象始终保持高度警觉，他对党内同志阐释道：“当主席的发声变得尤为艰难之际，他亲笔写下了‘你办事，我放心’，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信任表达，亦是主席在那晚留下的三份手稿中的一份。”
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，华国锋并没有出示这份资料，他不是木桩子，知道这是选定他成为接班人的意思，但他“不认为自己可以担起这么重的担子”。
直至“四人帮”图谋篡改国家政权之际，他方才不得不出示主席的手稿。“此举旨在师出有名，却未曾料想，事态竟演变成如此局面。”
自他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及中央军委主席以来，不止一次地对过分宣传个人情况表示了不满：“应当着重宣传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英勇事迹，而不应总是将焦点放在我身上。”面对这一现象的劝说难以奏效，他才会略显严肃地表示：“这种情况已开始对我的工作产生了影响。”
1978年的信件中提及：“请撤除所有展品。”
华国锋主席时常亲自介入，对那些赞颂自己的声音提出劝诫与制止，因此民间逐渐流传起“华主席不苟言笑”的说法。这一印象的来源，便是一张照片所展现的情景。
他亲自深入基层，但那是在唐山大地震之后，接受委托前赴灾区慰问民众之际。平日里，他总是一副温文尔雅的模样，面对任何人都能露出和煦的微笑，然而在那次，他却无论如何也无法绽放出笑容。
1978年12月的尾声，华国锋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央党校的来函，信中署名王立本。他在信中陈述：“该月，党校安排学员赴北京市郊的红星养猪场进行实地考察。在一片特设的玻璃展柜中，陈列着华国锋同志在视察期间所用过的茶杯、热水壶等日常用品。”
王立本指出，这些物品并不具备革命历史价值，甚至可能涉嫌推崇个人，他对这一现象表示了质疑。“如此言论，恐怕不是针对养猪场的简单批评，而是在无声地批评中央党校，乃至华主席。”
阅罢王立本同志的来函，华国锋心中顿感释然。随即挥毫泼墨，回信道：“王立本同志，你的信件已收悉。我已指派市委同仁对养猪场进行了思想引导，并已撤除所有展品。今后若遇相似情形，亦望依此方式处理。”
稍后，华国锋长长地松了一口气，转向身边的文秘人员感慨道：“我感到非常欣慰，因为无论何时，都能遇到这样冷静、清醒且谨慎的同志。正是有了他们，我党的优良传统才能得以传承与发扬。”
事后，此信辗转至时任党校常务副校长胡耀邦先生手中，华国锋先生特地嘱托，务必向全体学员朗读此信。
三建议，速回复，立改。
华国锋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：“功过分明，功即是功，过即是过，最怕的是只见其功，不见其过。”1980年，一封来自群众的来信揭示了华国锋面临的三个“问题”。
此事，中纪委同仁无法直接介入处理，无奈之下，只得将情况上报给了黄克诚同志。
黄克诚览过此信，信中列举了华国锋同志上任后所犯之“三宗罪”：一者，在华国锋同志视察江苏期间，沿途实施戒严，此举严重扰乱了当地交通秩序，导致众多同志迟到于工作岗位上；二者，有人将华国锋同志在中央党校报告时所用之椅捐赠至博物馆，公开展览，此举实为不妥；三者，山西地方政府为华国锋同志的家乡交城修建故居、建立纪念馆，此行为已引起当地群众的关注。
黄克诚下令，首先致信华国锋，详述此事，并同步派遣人员即刻前往江苏、中央党校以及山西三地进行深入调查。
黄克诚深知华国锋性格忠厚，且乐于倾听民意。加之，华国锋曾坚决抵制个人崇拜的风气，若将这三件事联系起来，其影响非同小可。在他看来，这些问题亟需得到妥善处理。
他对中纪委的调查人员坚定地说道：“你们放手去查，大胆前行。”黄克诚深知，必须彻底消除他们的疑虑。
果如所料，调查组的成员尚未最终确定，各项出发前的准备工作仍在进行，华国锋已向中纪委寄去了复信。
首先，他对此作出了明确回应：“经核实，信中所提及的三件事均已发生，对此，我已经采取了相应的处理措施。”
黄克诚早有耳闻华国锋处理事务效率之高，然而，他未曾想到华国锋的行动竟然如此神速。在江苏视察期间，华国锋针对交通受阻的问题，亲自致电江苏省委，对封锁街道、实施全面戒严的行为予以了严厉批评，并明确指示，今后不得再行此举措。
关于中央党校将华国锋曾坐过的椅子陈列于博物馆之举，华国锋再次提及王立本所写的那封信，敦促党校干部“务必警惕浮夸风气、警惕个人崇拜现象”，并强调“不过是一把椅子，不论是谁坐过，终究不过是一把椅子。”随后，党校便将那把椅子从博物馆中撤下。
针对备受关注的“华国锋纪念馆”争议，华国锋拨通了山西省委书记王谦的电话询问：“是否正在筹备建设纪念馆？”在得到肯定回复后，他严肃表示：“交城已无我的故居，你们所建的纪念馆实际上是我兄长的居所。请立即停止施工，此事影响极坏。”
如此一来，仅通过三次通话，华国锋便果断迅速地解决了三件要事。
华国锋任职期间虽不长久，他却对直言不讳的人颇有好感。有工作人员关切地提醒道：“华主席，或许是毛衣太厚，让您不便扣上衬衣袖口的扣子？我可以帮您换一件较薄的毛衣吗？”
华国锋显得困惑不解：“你若有不同看法，应直接表达。你是质疑我为何不扣衬衣袖口的扣子吗？简单来说，我选择不扣扣子是为了透气。实际上，我并不偏爱西装，这背后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不喜欢打领带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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